现代女性不再囿于厨房与爱，却囿于无休无止的隐形家务。那些在厨房之外、在体力劳动之外的隐形付出，在数字时代有增无减，却更加难以被看见。

　　特意不收拾对象的床头柜，两周之后，上面有四个喝完的可乐罐，散落的盘子、杯子、叉子和碗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……

　　日常生活中，有无数这样的“隐形家务”伴随着飙升的血压被默默解决了，大多数时候，它们都被归为“女性的工作”。

　　时代狂飙向前，黑科技层出不穷，女性的话语权和存在感提高了，但一些深藏在日常的，本该缓解的女性困局似乎依然无解。很多家务无法被取代和易手，因为它们首先得被“看见”——不管它们是真的难以被发现，还是有人在选择性眼瞎。

　　长久以来，“隐形家务”一直难以被具象化，而被当成庸俗的、不值一提的日常。无数家庭主妇会在抱怨：哪怕全家人都已吃饱喝足、屋子整洁，她们还是无法获得片刻的休憩，像随身携带“扫雷仪”，总能精准发现一些被遗忘在角落的家务。

　　一直到2020年，日本出版了一本叫《无名家事图鉴》的书，作者梅田悟司在书中列举了从早到晚需要做的众多无名家务，比如：将晾干的保鲜盒容器和盖子组合并重新归位；定期清洗排水口的黏液和头发；洗衣篮里只剩一只袜子时，四处去寻找另一只；开启扫地机器人之前，得先把地板上的杂物收拾一遍……

　　梅田悟司一一给这些家务起了名，附上家务的“所需时间”和“心烦指数”，发现全部做完，一天就差不多结束了，做家务的人也快崩溃了。他认为，这些琐碎的活儿看似简单，但实际上是会“无限增殖的轮回地狱”。

　　至此，数不清的“隐形家务”终于有了名讳，但做的人依然没有尊严。它们就像无数社畜在工作中被塞入的小型但不计薪酬的“工作量”，是一些“你做了老板也不会知道，但如果不做会影响整体工作”的活儿。

　　你只能缝缝补补，因为每一个小小的工作量都只是齿轮上的一环，它们过于雷同且机械，很难被看见和记住。

　　在今天，高新科技和互联网让我们能更自由地安排日常事务，一切日常所需，似乎都可以系于手机，但这不仅没让家务减少，反而更加细密地嵌入了生活里——很多女性发现，自己的手机装上了很多“家务性”软件，有些天然与家务挂钩，有些慢慢演变成了家务的一部分。

　　首先，各种购物App占了大头。家庭生活用品需要定期更换和补充，日常消耗品不会自动“长出来”，所以女性手机上的购物车里总是在囤一家大小的东西，比如家里有谁的衣服明显少，总得寻思着去网购平台，把之前加了购物车、最近才等到降价的给买下来。

　　遇上“双十一”或“618”这种大型消费节，还得负责货比三家，凑最大的折扣和满减——这放在一个公司里大概叫“采购”，但在家庭中往往是必要但无偿的劳动。

　　对于需要兼顾家庭和事业的人，在买菜App上构思菜谱、搭配菜式、比价，也是每天难以逃避的家务。一些人还会加入附近小区的各种“团购群”，手机每天“嘀嘀嘀”响个不停，就为了给家庭省下几块钱。

　　各种智能家居的App也占满一整屏，比如一些扫地机器人的使用，需要在App上建模、设置不同的清洁模式；清洁液没了或机器出故障，得在App上翻阅说明书，找解决方案。

　　此外，电器坏了，需要在维修App上预约师傅，沟通琐碎的细节；孩子要报网课或兴趣班，需要在各种育儿App上做调研，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；节假日来临前，需要在出行App上预订车票和酒店，做好旅行路线……

　　正如学者霍克希尔德写的一本书《职场妈妈不下班》，里面提出了“第二轮班”的概念——女性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又匆匆开始了次日的工作：“尽管他们感到彼此平等，但第二轮班的负担还是主要落在了卡萝身上。正是一个在他们稳定而幸福的婚姻之外的社会体系——对两性间不平等的更大社会支持，间接地维持着‘他’和‘她’之间不平等的家务分配。”

　　这些看不见的琐事更为隐秘，更能禁锢一个人的行动和思想。巨大的、过于便捷的网络系统意味着一个更庞大的家务系统，是隐形家务plus版，它可以无限延伸，就像一个无人能勘探尽头的黑洞，吸走了无数具体的人。

　　她可能是唠唠叨叨的妈妈、突然爆炸的妻子，总是奔走在家人不在意的角落，为一切“不拘小节”买单，收拾日常生活的残局，还可能被他人误解为“有洁癖”“喜怒无常”。

　　她们是对家庭中犄角旮旯的事务最了解的人，也是最担忧老公和孩子因为不懂家务而“无法生活”的人。在电视剧《请回答1988》里，豹子女士要回娘家探望家人，临走前惴惴不安，一一交代怎样做饭、煤饼熄灭了怎样解决、马桶堵了要怎么办，活像民间传说里临出门前给丈夫脖子挂上大饼，怕丈夫饿死的那位妻子。

　　但为什么在科技产品日新月异、家务载体已经发生重大革新的当下，承担手机上隐形家务的人仍是女性？

　　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宋美杰教授与学生幸宇芳曾以此为议题，撰写了《数字时代的“田螺姑娘”：家务数字化与女性劳动隐形化研究》。他们发现，在访谈的13个家庭中，不仅家校线上沟通、线上买菜等传统家务的数字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女性，一些新智能家居设备的接入者与使用者也主要是女性。

　　这与数字技术生来自带“男性气质”的刻板印象不同。论文中分析了几点原因：首先，我国的传统性别观念，导致数字化家务仍然被看作家务的一部分，是“女性的任务”。其次，技术的设计、宣传和使用被赋予性别倾向，很多产品被定位成为女性量身打造的“妇女帮手”，或是“男性花钱送给太太或妈妈的礼物”。

　　这不失为一种关于现代女性的悲哀——她们与男性的智识和能力相当，对新科技了如指掌，懂得学习用更科学便捷的手段来解决家务，但正因如此，也刚好掉进了当代广告商和传统观念设置的两重圈套，甚至被策划成一种可供“炫耀”的资本：只要入手了这些，你就是走在最前端、对生活更有掌控感的新时代女性。

　　再者，新技术导致家务被重新分工，一些在传统意义上归为男性负责的家庭工作，如家庭设备清洁、维护、修理和更换这类对体力与技术要求较高的劳动，也可能由于家政平台的引入而转移给女性；老年群体对新设备的排斥，也导致原本由家中长辈承担的家务项目转移给家中的年轻女性。

　　所以，当你看到一个女性的家中有洗碗机、扫地机器人等一应俱全的智能家电，并不意味着她就可以甩掉家务、活得轻省，事实可能正好相反。

　　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放进机器洗，也没有任何东西会自动变干净，望周知。（图/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）

　　她们甚至很难在高科技产品面前获得彻底的平静。即便知道洗衣机在洗衣服、洗碗机在洗碗，神经还是会悬于那些机器之上，耳朵竖起来，直到听到机器发出“工作结束”的铃声——因为衣服要晾起来、碗得取出来，一旦它们工作不力或发生故障，“田螺姑娘”依然会是首先被询问的人，也是兜底的人。

　　可见，家务数字化，进一步加剧了家务劳动的隐形程度，人工智能技术与看不见的家务合谋塑造出了数字时代的新“田螺姑娘”。她们付出了更多的隐形劳动和情绪劳动，却还可能被家人误认为在“玩手机”。

　　正如《看不见的女性》一书所言，“即使是在这个超级理性的世界里，在这个日益受到超级公正的超级计算机主导的时代里，女性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波伏瓦所说的第二性——而且，和过去一样，依然有沦为男性的从属类型的危险”。

　　所以，诸如某产品“解放女性”的叙事，大多是一种当代语境中的陷阱；尽管黑科技遍地开花，但数字化家务也在给女性带来新的负担。如果这些隐形家务一直被无视，女性的困境很难得到纾解，家庭空间从来不会因为“多买一个产品”而更加其乐融融。